关于纪录片《再见,乌托邦》的批判

说实话,何勇的《垃圾场》和尹相杰、于文华的《纤夫的爱》对我的震撼同样巨大。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我刚上大学,经常在校园的小路上,跟同学们一起扯起嗓子翻唱这两首歌曲的高潮部分,来聊胜于无地宣泄一番,这两首歌各自表达的——特别是允许扯起嗓子来表达的那两类人类欲望。在彼之前,我和我的绝大多数同学们是没有任何渠道来宣泄这两类欲望的,所以,这两首歌成为沙漠中的两道涓流——基于此,不谈文化价值,它们的商业价值已显而易见。回头来看,《垃圾场》狂暴嚣叫的音乐风格不仅在何勇唯一那张专辑轻歌慢唱的整体氛围里显得格格不入,即便在“魔岩三杰”所有出品的歌曲亦极为唐突,但它却是“魔岩三杰”整体商业布局上,一个不可或缺的宣泄点——在当时大众对摇滚的理解里,没一首撕心裂肺的,摇哪门滚呢?没错,要用“商业布局”这样的词,我的意思正是,之所以他们当年能引发那么大的文化反响,更多的原因不是他们的激情,更不是他们的才华,而是局外人商业上的投机和经营。

说实话,何勇的《垃圾场》和尹相杰、于文华的《纤夫的爱》对我的震撼同样巨大。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我刚上大学,经常在校园的小路上,跟同学们一起扯起嗓子翻唱这两首歌曲的高潮部分,来聊胜于无地宣泄一番,这两首歌各自表达的——特别是允许扯起嗓子来表达的那两类人类欲望。在彼之前,我和我的绝大多数同学们是没有任何渠道来宣泄这两类欲望的,所以,这两首歌成为沙漠中的两道涓流——基于此,不谈文化价值,它们的商业价值已显而易见。回头来看,《垃圾场》狂暴嚣叫的音乐风格不仅在何勇唯一那张专辑轻歌慢唱的整体氛围里显得格格不入,即便在“魔岩三杰”所有出品的歌曲亦极为唐突,但它却是“魔岩三杰”整体商业布局上,一个不可或缺的宣泄点——在当时大众对摇滚的理解里,没一首撕心裂肺的,摇哪门滚呢?没错,要用“商业布局”这样的词,我的意思正是,之所以他们当年能引发那么大的文化反响,更多的原因不是他们的激情,更不是他们的才华,而是局外人商业上的投机和经营。

 

约定俗成地,将窦唯、张楚、何勇冠以“魔岩三杰”的名号,而不是“摇滚三杰”、“叛逆三杰”或“乌托邦三杰”,似已清楚说明了20年前,这三个在不仅音乐水准上参次不齐,甚至在价值观取向上亦风牛马不相及的家伙,之所以像桃园三杰一样,状似为了达成某种共同且远大的目标而被捏在一起,且有模有样地掀起了某种浪潮,尽是商业的怂恿和计谋。有趣的是,在并非将这三个人当年如何风光无两地掀起这种风潮,而是将这风潮逝去后,三个人寂寥、落魄,乃至傻了吧唧的生活作为拍摄重点的纪录片《再见,乌托邦》里,导演盛志民在将他们仨曾掀起的那种风潮誉为乌托邦的同时,亦顺理成章地将他们仨及其蛊惑的一代人与这个乌托邦再见直至永别的原因,归于商业的介入和伤害。

 

也就是说,魔岩三杰,及包括唐朝乐队在内诸多在上世纪90年代初昙花一现的北京摇滚人物,皆遭到了商业的始乱终弃。所以,《再见,乌托邦》将力气全花在后半部分的“终弃”上,却拼命为作恶更大的“始乱”涂脂抹粉——如任凭魔岩创办者张培仁在片中依旧将自己打扮成一个纯粹的,双目含春的理想主义者——实在有些不着调。

 

当然,有人可以状似公允地说商业是双刃剑,若没有包装营销,他们也很难掀起那场荡涤青年心灵的摇滚风暴。这个话没错,但我们可以从一开始重新看起这个事。一开始,密密麻麻的,期待荡涤的青年心灵就摆在那里,这是基础,就像饥肠辘辘的肠胃,无论方便面还是满汉全席都有能力成为一场风暴,令这肠胃饱起来——但吃这两样时的享受不同,消化这两样后对身体造成的结果也不同。若恰巧是方便面令这个即将饿毙的可怜虫缓过口气来,方便面当然居功甚伟,甚至誉其挽救生命、重塑灵魂,造就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亦不为过。但方便面毕竟还是方便面。

 

进而,饥肠辘辘是一个机会,一个被用过了就不再有的机会——被填满了方便面的肠胃就不再称得上饥肠辘辘了,这时满汉全席、龙肝凤胆全部失去了意义。在这层意义上,特别当出于某种譬如商业上的目的,千方百计地将方便面乃至狗屎抢先荡涤青年灵魂的行为,实在有些过于功利了。

 

若以崔健为原点的话,音乐上,尤其是歌词所传达的精神态度上,魔岩三杰们将中国摇滚向下拉扯了几个级别。但将他们称为方便面仍略过,张楚的一些歌词在今天看来依旧是新鲜有力的。但现在能剩下的,似乎只有张楚的歌词了。谈起歌词,现在还有谁有胆重新细细读一遍《梦回唐朝》的歌词吗?关于唐朝,当年我一直想不通四个皆为 一米八以上,又同好激进主义艺术摇滚的长发北京男青年组乐队这么一件低几率的事何以发生,现在我弄明白了,这叫做偶像包装。唐朝是偶像。何勇就是庸才。若非要说窦唯是天才的话,只能说他歌唱得不错,可惜现在已经不唱了。窦唯不是天才,他是传奇。和他们一样,张楚现在的处境与其说生不逢时,毋宁说咎由自取,但他是他们中令我为此感到遗憾的唯一一个。

 

如果魔岩三杰是NO、舌头和盘古的话,结果会怎样?

 

各种沙文主义中,应有一种叫大北京摇滚沙文主义,《再见,乌托邦》即为体现,且体现得分外激进。这部纪录片最为荒谬之处并非剔除了魔岩三杰们与唱片工业你侬我侬这一层,而是将他们的文化意义无限拔高,将他们的终结视为中国摇滚的终结。在他们之后,从90年代中后期到本世纪初,直至眼下,北京之外许多更具批判性和音乐革新力量的摇滚青年们就算称不上层出不穷,也是琳琅满目。

 

崔健在该片中谈及此事时,将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化刚刚开禁时青年们的极端压抑状态视为那时摇滚乐从业者多一举成名的根本原因,这个我同意,但他接着将随后摇滚不受人们待见归咎于自古以来“几百亿中国人”没批判和接受批判的基因,这个说法就太武断了。仅拿文革来说,中国人批判起来,比谁都狠。崔健这么说,显然受到了党的文艺方针的影响,即任何文艺作品都要接受并通过人民群众的检验,为什么不能仅通过一小撮人,乃至不通过任何人的检验呢?多样化和各自独立难道不是艺术自由的基础吗?渴望荡涤的青年灵魂现在已经被一拨又一拨的洪水冲刷得一派惨白,几近于无,拿起吉他、扯起嗓门就会成为洪水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魔岩三杰们除了他们那个时代,什么也代表不了。《再见,乌托邦》给他们戴上了太多他们不配戴的帽子,而将其目前的落魄全部归罪到外部,归罪到时代和商业上去,也显得太过妇人之仁。片子本身呢?作为纪录片,主题先行,始终将导演强拗的价值观置于影像之前,以及痕迹明显的摆拍已不得不令之堕入三流,更别提弄巧成拙的并行线索和交代不清的主线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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