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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来听了许多出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鼎盛时期的佳作，心底对那群音乐人的敬佩更见强烈。在我看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摇滚，是中国文化娱乐方面唯一能比肩国际水准的领域。无怪乎何勇敢说出“香港只有娱乐没有音乐”“四大天王里只有张学友还是个唱歌的，其他三个都是小丑”这样狂妄的话。当你了解了属于他们的中国摇滚，你就会觉得他的话并不狂妄，而是事实。我是这样认为，九四年红馆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结束后的香港人，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觉得，中国摇滚已经不能仅仅限定在娱乐界。国摇业已形成了一种文化类型，对强权政治的讽刺、对生民的悲悯、对社会百态的关注是国摇的特点。几百首歌里，你几乎找不出十首像当下流行歌曲一样唱男欢女爱的国摇。他们身上肩负着，自己赋予自己的时代责任感。学者和诗人用他们的方式记录、剖析那个时代。而这群音乐人，他们用歌唱来表达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看法。用音乐完成他们的时代责任感，本质上和学者搞研究、诗人写诗是一样的。我们应该尊敬他们，因为我们应该相信，他们是一群有着热血情怀的赤子。
且先不论国摇的文化内涵，单从音乐的角度讲，我也认为是现在的流行音乐无法比拟的。现在的流行一直在讲究中国风，将中国的文化特色加入到曲风或词里。可翻来覆去，无非是歌词里带着几个诸如荷塘、月色之类多少能映照中国文化意境的词，或者在曲子里加入一两声中国民乐。他们远远无法和二十年前他们的前辈们相比。不说唐朝乐队精美的填词，单是子曰乐队对一嘴京味的运用就是现代流行因为所不能比的，更不要提已经成为经典的《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的琵琶前奏。
而国摇的思想内涵，更是国摇的精粹。崔健的愤怒呐喊，张楚对生民的悲悯情怀，何勇阴阳怪气的讥讽，子曰乐队的嘻笑调侃…都在他们的歌曲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崔健的歌，激昂的小号伴着含糊听不大清的歌词，让人听来眼眶里总有一股冲动。子曰乐队，提到这个名字都会让人有一股忍俊不禁的笑意。一股正经的唱着“搅和搅和搅和，掺和掺和掺和”以及“快来吃根羊肉串吧，我不是这种人～”，还有父亲教训儿子的训话，一嘴油腔滑调京片儿，将他们的嬉笑怒骂呈现出来。
除了崔健，最喜欢的是何勇。在听“钟鼓楼”之前，我对何勇颇为反感。生性内敛的我，对大喊大叫的何勇自然很看不惯。而他的歌，诸如“姑娘，漂亮”、“非洲梦”，也都是大喊大叫的腔调。但听到“钟鼓楼”，不经意间拨弄的三弦声响起，何勇没有大喊大叫。也许是因为曲中三弦是何勇的父亲，也许是他喊累了。三弦声配着京片儿，搭上精美的词， “钟鼓楼”将何勇犹豫的一面展现了出来。可最后何勇还是没忍住，“是谁出的题这么难？到处都是正确答案！是谁出的题这么难？到处都是正确答案！”
屹立千年的钟鼓楼撞上了喧闹的工业文明，就像何勇在最后的喊声一般的无奈。听过钟鼓楼，我隐隐便觉得何勇精神方面会出现问题。度娘搜索一下，果不其然。他在1996年玩的过火了，吼着“交个女朋友，还是养条狗”说了当局政府无法容忍他的话，于是从此被禁演封杀。最终在2002年，因为在家里无端纵火被送进精神病院。报道称，邻居发现何勇家里燃起了大火后报了警。消防人员赶到后，发现何勇还抱着个吉他端坐在烧着大火的屋子里。我很伤感，我想知道他端坐着时心里想的是什么。
与何勇并称的张楚，被称为摇滚诗人。他唱着“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然后一生可耻着。他的歌所作的词，是唯一能与摇滚教父崔健所作的词相比的。摘掉乐谱，他的词就是一首现代诗歌，被许多学术性组织拿来研究鉴赏。既然是诗歌，所以想要理解需要花费一些力气。“姐姐”、“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两歌我听了一个晚上，听到关掉音乐耳边仍在响着歌曲的旋律，又查遍资料，才大概听懂了他在唱什么。海子有一首诗《日记》，诗中写道:“姐姐，今晚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姐姐》的词，与该诗同样把“姐姐”一角色作为引线。在质量上，也被认为与该诗不相上下。张楚已经没了消息，何勇说，魔岩三杰窦唯成仙儿了，我疯了，张楚死了。张楚最终唱着“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在可耻中消失了。
文 / 少年明日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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